本会讯 5月24日，我会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在重庆希尔顿酒店召开。我会政府顾问、中国慈善总会荣誉会长万绍芬，澳门检察院检察长何超明，驻会副主席王石、于广华、金坚范，副主席潘震宙、尉天池、李卓彬、高峰、王平，主席团成员陆文虎、张炳玉、才起、何孔周，秘书长张玉文，副秘书长郭杰、谭湘江、韩煜、张建忠、张强、吴友云、李元及半数理事出席了会议。会前召开了主席团会议，通过三届三次理事会议程。
高占祥主席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特委托王石副主席带去一封《致全体理事会理事》的信——手书长卷（全文另发），及给大家的三件礼物：他的新书——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录《连接地球的文化力》；发表有他的文章《开创文化力的新时代》的《红旗文摘》第二期；为纪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55周年而创作的《双百诗词集》；以此表示对理事会议的关注与支持。高占祥主席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国家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殷切希望各位理事“要为提升中华文化的力量尽一点微簿之力，并努力争做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的先锋战士。”

题图：我会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在重庆召开


我会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在重庆召开,图为大会会场 

    于广华副主席向理事们报告了文促会的组织建设情况。上次理事会后，地方及海外一批文促会已成立或将要成立。率先成立的有桂林市，将要成立有山西省、石家庄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南通市；海外将成立的有新加坡、菲律宾及俄罗斯；湖北省文促会也将在今年换届，原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将担任名誉主席。会内组织建设一是增补了一批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央外宣办副主任王仲伟，中央外宣办三局局长郭长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文促会会长令政策，山西省人大内司委主任、山西文促会秘书长李顺通，我会艺展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姜瀛、网络部主任林争、传媒中心副主任林平，柳州文促会主席黄家仁，桂林文促会主席林观华，山西省政协秘书长闫沁生，重庆刘一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松及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连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二是聘任郭长建为副秘书长，传媒中心副主任冯学东为秘书长助理。

理事会前召开的主席团会议，通过了三届三次理事会议程


于广华副主席向理事们报告文促会的组织建设情况

    开出版大幕，《梁书》《三国志》和《史记》首先付梓与读者见面；“2011中华文化论坛”以“香樟林对话”为题十月在湖南炎陵开坛；受文化部委托承办的第五届“尼泊尔中国节”也在年底举办；“2011中华文化人物”评颁活动继续前两年的势头和品质，同时将举办《王征画展》和《郑云峰摄影展》；举行高占祥主席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录《连接地球的文化力》的首发仪式；与台湾中华两岸文化创意发展协会携手，推动两岸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发展与合作也是今年的重要工作；11月 将主办第五届国际文化产业论坛和世界文化多样性论坛；与国务院新闻办合作，成立文促会国际交流部，将更大力度的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明年文促会成立二十周年了，筹备纪念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还有为党的十八大在文化建设方面建言献策等等。
    郭杰副秘书长向理事会议汇报了2011年节庆协作体的工作。

李卓彬副主席等会领导给新增补的理事颁发聘任书


金坚范副主席介绍了2011年重点工作

    王石副主席在上午会议结束前作了总结发言。
    关于开展文化讨论，他说，今年十月要召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这个全会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谈论文化问题。所以现在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各种意见很多，大家都希望这一次全会能开好。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文化滞后的现象已经引起最高层的重视；二是在党的十八大，如何去表述、去部署文化发展问题？所以，我们准备开几次文化讨论会议，大家畅所欲言，最后整理成意见向中央反映。实际上占祥同志住院期间已经向中央反映了不少意见，写得非常认真。占祥同志早在三代会以后，就极力主张文促会要发起文化讨论；现在是中央主动希望大家讨论，提出意见。我在国家行政学院讲课时说到，耀邦同志当年发起关于“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时，中央有老同志给他打招呼：理论问题要谨慎。耀邦同志回答：“不！理论问题要勇敢。”占祥同志说，他赞成耀邦同志这种气度，这是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作风，是一种勇敢创新的精神。所以他极力主张文促会一定要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王石副主席作关于文化讨论及相关问题的重要发言


展示高占祥主席“致全体理事会理事”的信——手书长卷

    关于多元文化问题，他说，我们的文化思想和文艺创作是否应当坚持占祥同志说的“双百”方针，这涉及到文化观念是一元论，还是多元并存，多样性——就是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文化思想的多元并存。究竟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你希望这个社会的文化是一元的，但是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并存却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我们党思想比较幼稚的，认为文化应该也一定和制度相适应。比如新民主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现在认识到，制度是制度，文化是文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也没有说全部体现为资本主义文化。制度改变了，但是文化仍然是多个时代、多种制度下多种价值文化同时存在。繁荣什么文化？发展什么文化？现在提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怎么提更科学？我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从“空想”到“科学”一直到现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学说加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文化，那其他文化怎么办？如果李白归在里边，曹雪芹归在里边，崔健归在里边，邓丽君也归在里边……那样的话，我们还有必要提社会主义文化吗？文化总的提法问题，是一元的还是多元文化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也应该百家争鸣。

理事会茶歇时，理事们仔细观看高占祥主席《致全体理事会理事》的信——手书长卷

    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和产业化问题，他说，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有意识形态性，也不是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具有产业性，以至于现在文化遗产都在搞产业。如果文化遗产都能轰轰烈烈地搞起产业来，我们还要提保护遗产吗？从前，我们把文化看成意识形态，看成政治工具；今天，我们又把文化看成赚钱工具，看成产业。很多同志担心文化产业能不能使它保有一种文化价值。文化产业在口头上、理论上和会议上，都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实践上，在操作层面，都会自觉地毫无疑问地没有例外地把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这个尖锐矛盾，似乎很难克服。因为，作为产业，它必然要把市场和利润放在首位加以考虑，而文化的价值是精神和情感。如果我们把精神和情感，放到第二位甚至放到不重要的位置去考虑，而更多的考虑市场的话，那我们这个文化产业就可能在实质上是非文化的。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发展文化产业，想的就是哪个文化能卖钱,是GDP主义，是做生意。
    关于媒体，他说，媒体问题也是在文化问题。前不久，我写了个短文，叫《社会之公还是媒体之私》，我感觉到媒体有异化的倾向。从前，媒体和作媒体的都是什么人？我们简单回顾回顾，康梁是做媒体的，邵飘萍是做媒体的，潘滋年是做媒体的，现在新华日报还在，于佑任是做媒体的……他们本身是社会改革家，甚至是革命家。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办报纸要利义兼顾，见义忘利。用现在的话说，自觉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现在的媒体，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财团的大举进入，使媒体产业化了。从CNN到默多克的美国新闻集团，到郭鹤年先生买下《南华早报》等。媒体产业化以后，媒体人和媒体必然要变质。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是否还能够充当一种社会公器？如果你以一个社会公器的名义，行的却是为自己谋私的经营行为，把媒体的目的忘了。就好像中央电视台搞各种大奖赛，别人都认为你是社会公器，实际上你要赚的是广告钱，这就是不公平。前不久在山西开会，我说，这个会很重要，中央首长、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学者、专家很多位坐在我们会上。但是，会的重要性，仅仅就在这个屋里，走到街上，就不重要了。为什么？在媒体上，你所博得的版面，你在电视里面博得的报道，是十倍百倍一千倍的小于大S在海南三亚低调结婚，肯定是这样的。想想看，这个时候媒体想的是什么？是发行量。这个时候媒体还是社会公器吗？我们的《大爱无声》卖给中央电视台，10万块钱一集，所有的权力都买断。央视的领导说，给钱太多了。这个是个好戏，很优美，就是没有收视率，播这个戏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播的，给你们10万块钱一集已经是很照顾了。这就是个现实。我对他们说，你们迎合低俗的结果，使你们变成低俗的学校，一天到晚培养低俗的人群，你们还有社会理想吗？这就是媒体责任、媒体伦理。
    中国能不能创立一些公共媒体，就是非盈利媒体，像BB C，像日本的NHK，不经营任何广告，也不被任何广告所收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更应该有公共媒体。所谓公共媒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不属于政党也不属于政府，它属于社会。

    在下午的自由讨论发言中，吴祚来理事表达了对王石副主席发言的积极呼应；王平副主席介绍了书画频道的发展情况；甘肃文促会主席张炳玉、云南文促会副主席秦桂珍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发展情况，着重强调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希望得到全国各地文促会的帮助和支持；黑龙江文促会主席才起和张建忠副秘书长就文促会组织建设及文化产业发展等进行了探讨；山西文促会筹委会秘书长李顺通提议各地文促会加强联系，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李卓彬副主席就文化和文明的关系及如何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进行了论述；政府顾问、中国慈善总会荣誉会长万绍芬希望文促会利用文化的影响力在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上起积极作用,她鼓励各位理事通过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争取政府和社会的认可：“有为才有位”；潘震宙副主席在总结发言中，针对文促会的发展方面提出四点建议：1.忠实履行社团宗旨，2.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3.高屋建瓴地弘扬中华文化，4.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创新。各位理事的发言赢得全场掌声，并引发共鸣和热议。
    会议由金坚范副主席、张玉文秘书长分别主持。

甘肃文促会主席张炳玉发言


黑龙江文促会主席才起发言


理事、山西文促会筹委会秘书长李顺通发言


吴祚来理事发言


云南文促会副主席秦桂珍发言


张建忠副秘书长发言


政府顾问、中国慈善总会荣誉会长万绍芬发言


潘震宙副主席作总结发言